1975年4月17日，红色高棉攻占金边，建立民主柬埔寨政权。
在长达3年零8个月的统治时期，红色高棉采取极左路线，把大批群众赶到乡村，拆散家庭，没收私产。
柬埔寨成了真实的人间地狱，保守估计有150万至300万人死于饥荒、劳役、疾病或处决等，约占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。直到今天，仍有许多幸存者在寻找家人。
今年，是红色高棉攻占金边50周年。在此之际，三位亲历者现身说法，讲述他们的人生故事。
1975年4月17日，红色高棉部队攻入金边，在奥林匹克体育场部署装甲车。
成千上万的人们以为和平终于来临，纷纷涌上街头欢呼。红色高棉士兵进入金边时，亲美的朗诺政权士兵挥舞着白旗，放下武器。成千上万的人们相信，这一次和平终于来临了，于是纷纷涌上街头欢呼。桑索科还清楚地记得那个清晨。那是一年中最热的一天，恰巧也是柬埔寨新年。年少的他穿着短裤和短袖衬衫，站在家门口，向经过的士兵挥手致意。”为了顺利实现农业乌托邦的第一步。红色高棉向人们撒谎：美国人即将轰炸整个城市。”桑索科说。金边200万人，被逼携家带口离开金边。天气灼热难耐。一路上桑索科哭个不停。“我拼命挣扎。”他说，“我好几次差点死掉，但我坚持了下来。”包括桑索科在内，谁也没有想到，这只是悲剧的开始。此后数年，柬埔寨没有迎来和平，而是等到了真实的人间地狱。桑索科记得，家里人一个接着一个死去。最早是他的侄子，然后是他的父亲、母亲和哥哥……他是全家唯一的幸存者。1979年红色高棉政权被赶下台后，他在柬泰边境的难民营里住了十年，获得了高中文凭，并接受医疗培训。当被问及对这段经历的感受时，桑索科说，他时常清楚地想起父母缓慢而痛苦的死亡过程。
“通常情况下，人们会原谅那些承认自己的错误并请求原谅的人。”他说，“但红色高棉领导人没有一个人这样做过。”
为了不被发现，她跳进粪坑，等了好几个小时，直到可以安全出来。1975那年，沙兰丽刚好出生。家人们取笑她是”真正的波尔布特宝宝”。这一天，马德望友谊医院的产房突然陷入一片黑暗。红色高棉来到这座西北部城市，并通过切断电力宣告他们的到来。干部们命令所有人前往乡下，与“安卡”政权在一起。沙兰丽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出生。多年以来，她都喜欢自嘲，自己是在火炬的照耀下来到这个世界。但彼时还在哇哇啼哭的沙兰丽不会知道，在她出生的几乎一夜之间，整个柬埔寨对“安卡”的忠诚取代了所有其他形式的忠诚——对父母的忠诚、对家庭的忠诚、对村庄或社区的忠诚，甚至对宗教的忠诚。被认为不忠于“安卡”的人，都将被消灭。沙兰丽的童年生活像纸一样惨白。她经常独自一人在泥土里玩耍，没人照看，又脏又臭，总是饿着肚子。沙兰丽站在母亲（左）旁边。母亲怀里抱着弟弟，手里拿着一个写着全家难民号码的牌子。
1980年的一天，曾祖母突然给5岁的沙兰丽穿上了一条纱笼。纱笼的下摆缝着一条金链子，这是她们家的全部财富。
为了活命，她们全家开始了逃亡之路。
“一直跑啊、跑啊。叔叔背着我，妈妈背着当时一岁半的弟弟。”沙兰丽说，她们从一个村庄跑到另一个村庄，直到接近柬泰边境。
她们用金链子找了一名向导。后者知道如何安全到达泰国边境。更重要的，他知道如何过境时不被红色高棉士兵发现，不被泰国士兵射杀，也不被地雷炸死。
要知道，那时候柬泰边境的难民营受到泰国士兵的严密控制，后者有权在现场射杀任何人。
沙兰丽记得最后一次冲向自由是在晚上。一家人分散开走，以防婴儿的哭声暴露所有人。
她还记得，为了不被发现，她曾跳进公共粪坑，等了好几个小时，直到可以安全出来。
她们家多数人最终安全抵达难民营，与无数倒毙在半路的皑皑白骨相比，已是非常幸运。
沙兰丽说，“我们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定义了我们。”
“我认为自己是战争中的孩子。我周围的那一代人，我的同龄人，原本有很大的潜力让国家变得更好，但这一切都被摧毁了。”
在离开金边的路上，红色高棉干部起初很友好，后来逐渐不耐烦。为了方便撤离，他们让成年男子与家人分离。武西的父亲和姐夫也被拉到一边，用绳子绑住手，单独行进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红色高棉干部开始审查“新人”。得知武西的父亲是一位制图师，对方表示欢迎。很快，他们安排武西的父亲、母亲和其他兄弟姐妹回金边。唯独留下了武西和祖母二人留下。父母向泪流满面的武西告别。父亲拍拍男孩的肩膀，安慰他自己很快会回来，并委托他照顾年迈的祖母。“但我不知道怎么抓鱼、青蛙、螃蟹或蛇。”武西回忆，“作为新来者，我们得不到帮助。没人愿意和我们说话，因为他们认为我们是叛徒。”祖母还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，拒绝杀生。所以当武西好不容易学会捕捞鱼、螃蟹时，祖母却不吃它们。对于武西来说，红色高棉统治的第一年是最艰难的：雨季发生了特大洪水，粮食也短缺。他被派往稻田干活，居住在河边一个竹制高台上。附近还有几十个类似的高台，按家庭分组居住。他记忆最深的是蚂蝗。幸亏居住在旁边高台的波阿姨，把自己裙子剪开，给他做成裤子，让他免受了蚂蝗的侵害。2个月后，当河水不再上涨，他脱下裤子清洗时，发现上面沾了数百只蚂蝗留下的痕迹。粮食严重供应不足。红色高棉的人晚上会坐船过来，如果一个家庭三个人，就发三勺米饭；武西就一个人，所以每天只有一勺米饭。“你知道吗？饿死的人，通常是在凌晨3、4点死去。”他说。有一天，他躺在高台上奄奄一息，发出嘶哑的喘息声。声音吵醒了波阿姨。她用勺子打开他的嘴，喂他早上留着的稀饭。“当身体感受到粥时，我开始复苏。我仍然有意识，但动不了。”武西说。波阿姨的稀饭最终救了武西的命。但不久，波阿姨自己却未能幸免。饥饿夺走了她和三个孩子的性命。2016年，武西回到当年居住的村庄，很多村民仍然能记起他。
这样濒临生死的日子，武西坚持了四年，直到1979年红色高棉政权被推翻，他步行回到金边。
此后，他等待了3个多月，每天都会到城门口，希望看到父母的身影。
直到一位父亲的老相识告诉他，他的父母在离开他不久，到达金边之前就死了。
原来，载着他们的船只在皇宫前倾覆。
船上载满了为返回城市而高兴的人。人们纷纷涌向船的一侧。船突然向一侧倾斜，然后沉没了。
将近50年过去了，如今的武西依然会时常想起那些痛苦的记忆，但更糟糕的是：有些记忆无论如何都无法回忆起来。
“我不记得父母或兄弟姐妹的脸。我没有留下他们的任何照片。红色高棉烧毁了所有相册。”他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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